9月1日，KBA伙伴领袖峰会（KBA Partner CEOs meeting）在线上召开，来自全球近20名国际机构首席代表汇聚云端，共同探讨了生物多样性关键区(Key Biodiversity Areas，KBA)在应对自然危机中的关键作用。SEE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张立教授也分享了关于“为何要资助KBA在中国识别工作”的内容。

▲ SEE基金会秘书长张立教授做线上分享。

生物多样性关键区是指有助于维持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包括对陆地、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中濒危动植物至关重要的栖息地。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有森林、灌木、草甸、草原、沙漠、湿地等陆地生态系统，也有黄海、东海、南海等海洋生态系统。

与此同时，作为全球候鸟繁殖、停歇及越冬的重要中转地，在全球九条主要候鸟迁飞路线中，有四条经过中国，因此中国鸟类栖息地的保护对全球候鸟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全球重要的1/3的候鸟迁飞路线经过中国。

张立教授介绍，“在过去5年中，SEE基金会共投入超过5亿元用于各类生态系统和物种的保护，如森林、草原、内陆湿地、沿海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以及朱鹮、雪豹、江豚、白头叶猴等30多个物种。”

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的识别是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首要步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在2016年正式发布了《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全球识别标准》，首次系统地考虑不同层次的生物多样性及其要素，从基因层面、物种层面和生态系统层面定位和突显那些对于维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贡献的地区，帮助各国和地区识别对维护全球陆地，内陆水域和海洋生物多样性有显著贡献的区域。

▲ IUCN在2016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全球识别标准》。

2019年，IUCN发布了《生物多样性关键区识别全球标准应用指南》，为在世界范围内判定识别KBA提供了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全球标准。

▲ IUCN在2019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区识别全球标准应用指南》。

目前，中国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过KBA识别的相关工作。一些部门虽然开展了相关的优先区划定工作（如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但由于划定范围较大，对各分区特有环境下的保护性规划缺乏研究，而且优先区存在大量开发土地，在实际中可操作性不强。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一些学者和机构已经开展中国部分地区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识别和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划定工作。SEE基金会一直以来也在联合各方推动KBA在中国的落地。

2019年10月27-28日，SEE基金会与IUCN中国支持召开了KBA标准培训研讨会，系统化地在国内介绍了如何识别和应用KBA。双方计划与相关科研院所合作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关键区KBA的数据收集与识别，同时开展中国境内候鸟KBA的数据收集与识别，并提交建立后的KBA国家委员会。

▲ SEE基金会与IUCN中国在2019年共同主办的KBA标准培训研讨会。

建立KBA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ordination Group, NCG)是开展 KBA 识别认定的首要要求。SEE基金会正在与IUCN中国、自然资源部就建立此委员会进行沟通，并希望推动委员会的日常运行，为后续开展KBA的识别与认定奠定基础。今年8月，SEE基金会与IUCN签约备忘录，致力于联合相关主管部门共同推动生物多样性关键区中国专家委员会的成立与运作，并且开展中国生物多样性关键区的试点评估、审核与划定工作。

KBA的识别与国家的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地整合与规划、物种与栖息地保护等的有机结合，有助于支持相关决策和评估，促进国际合作和跨境保护，还能推动宣传教育、数据共享、民间保护行动等，从而支持生态文明建设。

自2019年以来，SEE基金会与IUCN合作，陆续展开了中国两栖动物红色名录评估、中国淡水鱼类红色名录评估及中国蛇类红色名录评估，这些评估为了解这些物种的濒危状况提供了国际标准。同时，物种的濒危状况也是识别KBA的重要依据。

2021年9月3日-1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世界自然保护大会（World Conservation Congress，WCC）将在法国马赛举行。此次大会的主要活动将分为三大板块：论坛、会员大会和展览活动。另外，还包括一系列峰会、科学委员会会议、全球理事会会议、国家和区域委员会会议及开闭幕式等。